资本自诞生之初,便携带着血色与污秽的印记。它不仅肮脏,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,横冲直撞,肆意剥削劳动者,压迫善良的人群,其本性之恶令人不寒而栗。正因为如此,总有人主张必须加以限制,甚至有人激烈到主张闭关锁国。 中国拒绝英国货物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。战争的爆发,使中国战败,被迫向英国支付赔款,并签订了一系列令国人屈辱的条约,从而真正向英国敞开了通商的大门。表面上看,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,而清政府深知鸦片不仅危害百姓的身体健康,还会导致白银外流,进而危及国家财政。但这只是表象,事情的背后更为复杂。 英国之所以要向中国输入鸦片,是因为清政府拒绝了绝大多数英国工业品,仅允许他们将羊毛和呢绒输入中国。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。英国使臣马夏尔尼曾携带六百多箱商品来拜见乾隆皇帝,请求开放贸易。但他们的条件异常苛刻——要求在舟山群岛划出一座岛屿作为专用商业区,又在广州划出一块地让英国商人自由活动,并要求税率优惠。乾隆拒绝了这些要求,只允许简单贸易:我国可以向英国出口丝绸与茶叶,而英国的羊毛、呢绒则可以少量进入中国。
结果显而易见,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幅增加,英国享受到了遥远东方的精美茶叶和丝绸,但本国产品在中国市场却不受欢迎,英国的贸易逆差日益加剧。于是,他们另辟蹊径,用鸦片换取白银,制造社会瘾症与经济外流。中国自然不愿坐视不理,派林则徐禁烟。然而,英国觉得和平手段无效,便诉诸武力,鸦片战争就此爆发。 表面上,这是一场两国之间的暴力对抗,但根源在于乾隆对与英国通商的谨慎与拒绝。有人轻描淡写地说,乾隆不通商仅仅是因为英国使臣不愿行三叩九拜之礼,这种说法未免矮化了乾隆的智慧。实际上,他敏锐地预见到,若与英国通商,我国现有的政权体系和社会秩序将难以维系。 乾隆深知,本国商品无法与英国工业品抗衡,便果断封锁,依靠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广泛的地主经济,构建起全国性的排外系统,以体系化方式抵御英国商品的入侵。他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:英国商品不仅精致,而且价格低廉,即便是我国本能制造的布匹,也难以竞争。如果任由这些商品大量流入,国内产业将遭受重创,整个经济基础可能面临崩溃。虽然乾隆等统治者未必深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,但他们对潜在的威胁却有敏锐的洞察力。 英国商品的物美价廉,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所言,是资本主义用于征服世界、摧毁封建抵抗的重炮。对于当时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,这种冲击无疑是巨大的。封建国家初遇西方资本主义时,出于自身制度与文化的坚守,本能地进行拒绝,但面对外力冲击,它们真的能完全抵御吗? 中国最初的闭关锁国确实起到了防御作用,也持续了几十年没有出现重大动荡。这得益于我国深厚的统治历史和成熟的政治体系。金观涛指出,中国形成了超稳定结构,具备全国动员和系统化反应的能力。即便外来商品试图通过漏洞渗透经济系统,整个体系也能迅速弥合,将外国商品排斥在国门之外。这样的体系化防御,使早期中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排外状态,也正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初期与中国接触的常态。 此外,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本身也是循序渐进的。资本主义向外扩张,需要时间与策略,不可能短期内覆盖全球。最初,它们在欧洲内部扩张,随后才逐步向非洲、美洲、西亚和印度延伸,最终才觊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巨大市场。地理距离本身,拉长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节奏。当西方资本积累到足够力量,同时中国仍然闭关锁国时,他们无法容忍这种防御阻碍了市场的打开。物美价廉是他们的重炮,而武力则成为将这种重炮引入中国体系内部的必要手段,从而实现长期的商品流通与市场占领。鸦片战争的本质,正是这种全球资本扩张与中国体系化防御之间的碰撞。武力打开国门,看似粗暴,但背后是物美价廉资本逻辑的深层推动,也是后续西方商品得以常态化进入的根本保障。
发布于:天津市




